建新的一分区领导班子。新任一分区司令员肖应棠、副司令马辉、参谋长宋学飞，都是杨成武的提名。
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从敌伪档案中发现了敌人策反宋学飞的历史材料。社会部将材料转到聂荣臻那里，聂老总不放心，叫来杨成武询问。杨成武为宋学飞担保说：“聂总，当年司令如牛毛的年代，那个姓赵的游杂司令叛变之时，宋学飞知道了消息，及时通知支队政委王道邦脱险。支队政委才幸免于难。宋可靠。”。杨成武看聂荣臻依旧一脸严肃，于是调侃说：“聂总，敌人策反，要列谁，谁能做得了他们得主，即使把我杨成武列上也没有办法。”聂老总被杨成武的话逗笑了，宋学飞从此不再被怀疑。
杨成武对“游杂干部”的破格提拔和用人不疑，也包括一分区实力最强的司令部直属警卫连、侦察连，杨成武任命的都是非党身份的游杂干部吴炎和胡尚义。上述这些一分区能知道的“游杂干部”，无论职位高低，一概对杨成武忠心耿耿，在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叛离一分区的非分之想。
与此同时，1939年底—1940年底的一年时间，先后被处置的红军领导干部有三批：1939年底一团营教导员罗霄文等人（那位红军干部的特派员没找到名字）、1940年春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侦察科长袁彪几个人、1940年底一团团政委朱遵斌。注意：而且还都是死刑。最后因延安最高层的干预，杨上堃、朱遵斌由于过去的功勋卓著，保住了性命，其他人就没有那样的好命了。
所以后来看朱遵斌孩子的来信，说：他父亲看得很开。很多立有战功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因违犯军纪都被处决了。比起这些人来，不是好过天上吗？
同样，杨上堃的孩子不也是看得很开吗？
现在看1940年初，一分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杨上堃这些红军干部用脚投票，做出“集体反叛”的大事来。
故事从黄土岭战斗的撤退开始。
黄土岭战斗，11月7日上午10时初步打响，午时接触面扩大，逐渐全面开火；下午3时达到战斗的**，晚6-7时许又逐渐停火。因为三团竟然敢撤下阵地宿营，放日军不管。8日黎明前天不亮，约4时许，一团即燃起三堆大火，率先总攻。但打起来，一团才发现只有自己和特务团响枪，二团、三团皆不知去向。8日全天，一团、特务团，现在知道也包括二团、三团，一直在继续作战。至下午，二团、三团相继退出黄土岭战场；下午4时许，特务团撤退；5时，一团最后撤退。
在一分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记载为：“我们遵照军区首长指示，将部队撤回集结待。”
几十年后，曾有一分区干部询问当时被“延安学习”免去三团团长职务，但还留在一分区的纪亭榭：黄土岭战斗如何打的？纪亭榭坦言说：我被免职了，不知道。但我知道三团打得不好。
撤出黄土岭战场的一分区部队，并没有能马上结束战斗休整，因为鬼子的报复性扫荡又开始了。主要的鬼子兵从涞源方向进入易县——不用说，这都是来自张家口的独立混成2旅的鬼子兵。南线鬼子从唐县、完县、满城方向过来，易县狼牙山根据地原分区关和主要驻军地点全被鬼子占领。直到11月21日以后鬼子兵退走，一分区重回到原驻地。
战后总结，主要体现在一分区包给晋察冀军区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对于黄土岭作战失误，未能全歼敌人，详报中仅点名批评了二团“个别部队决心不够坚定，以致动作迟缓，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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