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在一分区发生的杨上堃事件，不管你再怎么解释和美化，它都是一件“家丑”。既是一分区的“家丑”，也是晋察冀的“家丑”，最后还是我党的“家丑”。在最后检讨杨上堃事件的领导会上，杨成武掉了眼泪，这也是很不常见的。
从身世归属上追溯，一分区的抗战干部，许多人都有“杨粉”情结。“杨粉”是今天的时髦用语，用大白话说就是“杨成武的粉丝”。而且这些一分区干部坚持“杨粉”立场到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地步。
有了这个思想框框和前提立场，一分区的干部也就会形成：凡是在一分区，杨成武支持的我们都要支持，杨成武反对的我们都要反对。那阵势，和文化革命中对主席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凡我能了解到的，那些被杨成武枪毙的、斗争过的、“请出去的”，基本上都有某种性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因为这些人本能的认为：杨成武那么高的水平，是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1950年1月，解放之初，三个一分区出来的家乡只相隔几里地的湖北老乡，结伴返乡。在火车上，他们谈起他们三个之所以能活过抗战年间最艰苦卓绝的那些年头，看到胜利的今天，跟杨成武的关照和赏识，把他们三个一直留在一分区关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念书人自古有个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在火车上三个人感叹，杨成武的大恩大德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得。您看。杨上堃的事情还没有讲。基本调子先定下了。但恩德归恩德，道理归道理，搞历史研究的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讲究个“史德”，不能胡编乱造历史内容，不能昧着良心歪曲历史；还要讲个“风骨”，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斗胆谈谈我对当年杨上堃一案的看法。
研究有争议的历史疑案，绝不能被任何有关“组织决定”所迷惑，因为任何“组织决定”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炮制出来的，这里面水分太大，说的不完全都是实话。女红军老干部危秀英对杨上堃子女的讲话，杨成武抗战回忆录中对杨上堃事件的记载，都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我所说的“商榷”的一面，是指我觉得在这背后掩盖了什么。
我头掌握的有关杨上堃事件的记载，出自一分区老干部的私人回忆。而一分区老干部中有关杨上堃一案的来源。出自：一、向干部传达的组织文件，二、杨成武大会讲话和私下里的议论。三、一分区关干部战士的私下流传（抗战期间的一分区关，小广播、小议论之类的自由主义是很盛行的，屡禁不止。尤其在小道消息最为灵通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理发员这几大员之中）。
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史，会有一个发现：就是在1939—1940两年杨成武痛下杀的，有几个竟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其中只有杨上堃事件出现在《杨成武回忆录》中，其他罗霄文、朱遵斌事件均不见记载。这在当时或今天，都是很令人吃惊的。
相比之下，杨成武对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抗战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很宽厚的。因为杨成武的宽厚，结果使得五支队长赵玉昆、二团团长王天存可以有时间趁逃走。正因为杨成武的宽厚和包容，使得赵玉昆亲信宋学飞、王天存亲信李青川，可以留在一分区内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当一分区保卫部门准备对他们下时，是杨成武为他们打保票，留下了他们。即使杨成武痛下杀的，比如孟阁臣，那也是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并非他自己的主意。抓住孟阁臣后，也要送到晋察冀军区听候聂司令的处置。
1944年秋，杨成武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临走前交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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