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左右逢源中大的。
过去的一些年前，我和许晋、高健、谭鱼头不出所料的高考落榜，蓝蓝和娟子分别去了国内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大读书，然后又毕业了。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这个复杂的社会。
这期间我们的国家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批的过去极有自豪感的国有企业职工们纷纷下岗了，我的父母即使是小知识分子也不能避免。他们正处在尴尬的年龄，心里的失落感彷徨感我看的一清二楚。父亲的脾气变得极易暴怒，即使母亲默不作声也会令他大动肝火。有次听着电视里歌唱什么“……大不了从头再来……”他捞起烟灰缸就把电视砸了，手指着脖子青筋暴露咬牙大骂：“老子这把年龄从头再来？我能做什么？炸油条烤地瓜？！”
他们都已经五十几岁了，每月拿着大概是一百多元的失业金。
其实当时做个体户的环境还算宽松，除了繁琐的各种办证办照的程序外，其他方面还是不太干涉的：所以当年我就穿过洗过之后里面变成团大球的鸡毛羽绒服、纸板做的皮鞋旅游鞋；吃过满是锯末苞米皮的辣椒面。而且那时在街上摆摊完全是可以的，那时的城管还是有点化的，不象现在全是流氓。
一批以前被别人看不起的各类人渣迅速富了起来，然后被大家眼红嫉妒，接着全国老百姓忽然醒悟过来了，最后全民皆商。
社会最大的气就是每个人都瞧不起比自己穷的人，各式正牌或伪冒的经济家们也活了过来，连吃饭拉屎他们都要用经济角度来衡量一番，老百姓们还没俗到那种程度，不过也开始矫情起来了。
我们家一下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那类人。
我必须要赚钱，否则的话我老爹每天那8毛一斤的劣质白酒都喝不上了。我拒绝了蓝腾龙要我去他的武馆做教师的邀请，我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满天的隔空打人、飞檐走壁、点穴喷火的各式伪武术和新兴的拳击、擅摆花架子的跆拳道冲击下，他的武馆几乎没什么人来了。
“做什么才能本小利大，稳赚不赔呢？”
这是我和同样赤贫的许晋、高健经常在一起讨论的话题。
谭鱼头开了一家主营早餐的小吃店。说它小一点都不委屈它，客人吃饭得面壁。贴墙放了三条木板订成的勉强叫桌子的东西后，人在里面转身都困难了。我们三个每天去吃正餐。
不久谭鱼头就赔得做不下去关门大吉了。他说是被我们给吃黄了，后来我们说得他相信是自己手艺不行把顾客都吃跑了。他的后面堆杂物的小房一线摞了十几箱白酒没卖掉，说都给我们了。我留了两箱给我老爸和蓝腾龙，剩下的我和许晋高健找了个板车拉到别的饭店去卖，没想到这酒在别地卖的还真好，我们正赶上个断货的空档，有的顾客找不到这种酒都急眼了。我们趁机每箱加价二十块卖给了一个正着急上火的饭店老板。
一转眼除了卖出了谭鱼头的本钱，还赚了三百来块。
我和许晋高健面面相觑。
晚上，我给我爸买了只烧鸡，扛着两箱酒就回家了。屋里昏暗的灯下父母正在桌前吃饭，照例是豆腐青菜，老爸捏着酒盅喝着劣质白酒。见我回来鼻子里“哼”了一声，他看不上我整天东游西逛的。我在厨房找了个盘子撕了烧鸡端上来，又打开箱子拿了一瓶酒拎到桌上。
“你哪来的钱？”父母都是正直的人，就怕我在外面做了什么让他们丢脸的事情。
“卖酒赚的。”
“什么酒？酒是哪来的？”老爸追根问底。
“就是这酒。”我扒着饭，下巴点了点桌上的那瓶酒“酒是我和朋友在批发点进的，往饭店商店送。”
“累吗？”老妈还是心疼儿子的“那能赚几个钱啊”
“还成，赚了一百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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