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的组织导演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为控制和操纵金融市场，以巩固伪政权，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立即着手筹建伪政府控制的管理华北金融的中央银行机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当年12月2日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召集平津几家主要银行负责人到北平开会，出席这次会的各银行经理有天津中国银行卞白眉、交通银行徐柏园、金城银行王毅灵、中南银行王孟钟、大陆银行许汉卿、北平盐业银行岳乾斋，以及伪河北省银行总经理王荷舫、伪冀东银行总经理夏运生等。
会上，王克敏宣布伪临时政府决定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股本总额为5000万元，官商各半。即由伪临时政府同原在华北营业的中国、交通两行及商业银行分别出资一半，要求先交半数开业。
官股部分从朝鲜、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共借入1250万元；商股部分则责成与会的8家银行分别筹措。硬性分摊给中国450万元，交通50万元，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及河北省各80万元，伪冀东银行50万元，各行认摊的股本须交现洋，同时强迫各行负责人当场签字认股。
出席这次会的各行经理如卞白眉等以事关重大、本人是分行负责人、职权所限为由，未承担认股，也不签字。王毅灵等也提出业务萎缩、无力筹措，未予签认。
在僵局情况下，王克敏竟强令卞白眉签署卞白眉负责筹划的七字书面保证，始得散会。会后，卞、徐二位经理均借词向总行请示，前往香港，去而未返。王毅灵等找到曹汝霖、汪时璟等人疏通，结果以195年发行法币时存在天津银钱业公库的白银准备金虚转为各商业银行参加伪联银的股本，对外仍宣称是“联合准备”，借助原有商业银行的信誉，以欺世盗名。
198年月10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北平西交民巷。当即公布伪联银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等价流通，市场交易都须使用伪联银券，银行钱庄帐目一律以伪联银券为本位币。
伪联银天津分行与总行同时成立，初期设在北马路，一度迁至特一区就是现在的解放南路新华书店河西区店楼址。第一任经理程锡庚，程被刺杀后，继任经理唐卜年。
由于伪联银总裁汪时璟原是沈阳中国银行的经理，所以天津分行的主要负责人和营业、会计、出纳、外汇、书等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原沈阳中国银行的班底。除唐卜年以外还有副经理王纯华、漆旦中、饶鸣楷、会计主任靳展等。
伪联银天津分行内设有日本特务机关掌握的顾问室，分行的一切活动均听命于顾问室。顾问室的人员由日本特务机关责成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选派，定期轮换。
分行的一切业务表报都要抄送顾问室。同时，顾问室还指派日本职员分头到各科室监督检查业务情况，并从中掌握全市各银行、钱庄的收支、存放款利率、市场银根松紧以及股票行情、黄金市场动态等情况。
伪联银成立后，立即发行伪联银券，用以掠夺资源。在日伪当局三令五申强制情况下，天津华界市面流通的货币逐渐以伪联银券为主，不再使用法币。即便是位于华界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办事处，也只得照收伪币。而设在英、法租界的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分行，仍然收付法币，拒收伪币。
为了顺应形势，当时天津银钱两业公会同意在租界内的华商银行兼收两种货币，并分立帐户。钱庄收储存款一般是随收随付，所以都以伪联银券收付。但各银行对19年8月16日以前开户的定期存款仍以法币支付，以保障储户的利益，因为当时法币的市价比伪联银券高出二成。
伪联银极力控制各行庄的业务活动，作出种种规定和限制。另外，伪联银着力加强存款准备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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