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跟“篮队”完全没关系，慢慢收敛笑容陷入沉思。
杨花问的两个问题都避开操作环节而升华到理论探索层面，一是乡镇规划布局的科学性；一是始终作为热点的基层民主选举。
见他认真思考的样子，杨花补充道：“方同学，象你这样从方塘村跌打滚爬到副部级，始终在实践性、事务性领导岗位，一定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大胆尝试和创新，也是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了，不然要等什么时候？老了退下来了写回忆录？反而有各种束缚和限制。”
“我不会写回忆录。”
方晟断然道，事实也是，他直到生命垂危那一刻都拒绝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所谓“抢救性回顾”，宁可把所有秘密随同身躯化为灰烬。
杨花笑道：“对呀，回忆录说穿了无非自我标榜和美化历史，年纪大了也难免颠三倒四、夹缠不清，还不如趁现在印象清晰多想多总结——放心，文体是而非纪实文学，我会注意避免读者对号入座。”
“功能区布局一直是基层工作的难点，”方晟长考后终于开口道，“难就难在功能区布局的超前性与乡镇居民的小农意识冲突，打个比方，从规划角度讲现在拓宽街道都得八车道，这叫冗余性设计，但就会有人甚至领导批评你好大喜功、搞功绩工程、铺张浪费等等，体制内如此普通群众更没法理解，街头巷尾议论与其花这么多钱砸路面，不如去扶贫、赈灾、救助五保户等等……”
杨花笑道：“类似言论上升到国家战略就是与其大把银子在非洲、南美搞援助，不如把钱放到希望工程上让更多失学儿童走进课堂，都是貌似很有道理实质一窍不通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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