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化山清水秀，左有梅山右有雪峰岭，地势很自然的能够通畅排涝，又很少干旱，这里很少受洞庭湖水患波及，山田之多几乎可以用重山叠岭来形容。
太祖建隆三年定过一项原则：凡千户以下的县域，县令或主薄在任期内，只要户数能增加三百户，便可升秩进官。
地理条件这么好的安化却仍然是十年前的四百户，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按理说人人皆有地种。
但事实并非如此，县内大多数都是无地的佃农，有点地的人家迫于生计，累年不能休息，尤其是开战以来，朝廷征粮频繁，民情更苦，弄不好正在变与不变之间徘徊。
所差的也许就是有人振臂一呼。
钟相父子的乱匪进入安化之后，当地呼应者众多，纷纷到钟相处检举罪大恶极之人，并有不少的人要求加入义军。
但钟相父子概不接纳，还得劝他们忍耐，说我们父子自顾不暇，真的收留不了你们，“马上我就又跑了”，果然，随后张伯英追到，钟相跑了。
张伯英按着从朱主薄和十二嫂处搜到的地契，将田产按户放还给原主。
这件事细致而繁杂，张伯英还得接着追乱匪，根本没功夫在这上边耽误，他将提点湖北刑狱万俟禼请过去帮忙做这件事，安化民心这才在兴奋和期待中安定下来。
重昏侯拍着这份奏章道，“朱主薄自宣和元年便在安化县主薄任上，一晃已经十一年了，这个蛀虫就算一年蛀我一分，我大宋一尺厚的国本也被他蛀透了！”
有臣子从马扎子上站起来说，郡县守官管理着千里之地，事关着万人生聚，职责系着国运休戚，如若不察其能贤，任由他们不公不明，十个县里只要有三四个县是这种状况，那么天下之民，将半失其养，我大宋立国之根基，也就半坚半垮了。
自从道君宣和年以后，朝廷对天下官员的考课荒废日久，一入靖康年金兵南下，就更顾不上这件事了，不然朱主薄之流又岂能盘踞在安化十年之久。
参知政事范觉民站起来说，“哲宗元佑二年，殿中侍御史吕陶便说过此事，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宋初，边远小县的县令和主薄等职务，上一级的长吏可以自行举荐，奏章递上去，上边一点头，县令也就有了，直到熙宁年间，这项政务才短时收归吏部。
然而不久，边远兵官、防河捕盗之类的官职任命又回到了举荐的老路上来，吏部管理官员的常职等于又空悬起来了。
选官这样的大事既出常格，则各地都避免不了推荐人才的时候行私，自从元佑以来，此法屡行屡止，是什么原因？
方法是好方法，前提是需要人人处心公明，道君在位时尚且做画玩石，何时况底下！一级一级的徇私昧理，人才不能为朝廷选用。
重昏侯不究旧帐，也没法儿追究，不然就追到老子身上去了。
他不管军务，不管平乱，但他管得着选官，于是当即委托范觉民，由他主抓官员的考课一事。
范觉民说，此事太难了，本朝立朝之初循的便是旧制，上层文武官员的任期考课，全是以使务忙闲为限，差使做完了，官也就迁了，六部之职都是副差。
他笑着说，“吏部尚书一年中到底有几天是在管吏事？也许十二个月中有十个月做的是临时的宣抚使制置使，哪还有功夫管本职”。
他说，名不实则责不实，这话是太祖亲口说的。早年我朝曾设置过审官院，考课天下职事，官员非有政绩不得进升，后来又立法，文官五年、武官七年，无贪赃贿私之罪才可升职。如有犯过赃罪的，则文官七年、武官十年后才可升职，谓之“循资”。
重昏侯心里重重的叹了口气，再往下说就不仅仅牵扯到老子，连祖宗都大不敬了。主薄是文官，犯了脏罪还有七年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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