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事情县令早就知道，因为每月，该小吏还要将卖契纸所得来的钱按比例上缴县里三分之二。
该小吏死于非命，他老爹生的白白胖胖，也可惜了这个人了，听说以前，老先生每日就是握着水烟袋，拄着藤杖观花赏鸟，一句硬话都不与人说，更不要说与人红脸的事了。
可惜了这么好的人，却硬是让匪众吊死在院子中的一棵树上，把挂他的树枝都压断了。
如果说这棵树早一会折断，兴许人还能缓过气儿来，可惜断晚了，小吏的老婆、女儿都被乱匪给带走了。
朱胜非在《湖北布新法奏折一》中写道，“监县之吏以此法白赚公事钱，全都出自于推狱之手，掠人肌肤，坏人家业，然后终饱私囊。更有甚者，有怀疑乾德县上推两三任县令，在离任时均将私库中存留的钱物席卷而走。”
因为现有的私历中记下来的财物，只能对应上本任，但私底下横加科敛的法子，却是好几任一直延续下来的。
本来九哥皇帝陛下已经免了湖北的租子，但是眼下来看，朝廷所免该县的新苗米不但可以如数上供，剩下来的还不计胜数。
朱胜非提请：为避免民饿激起，是否可以立即将多余的粮食就地赈济，按当初的赤历所记，每一户应缴多少，实际多缴了多少，将多收的余米计算比例放还。
张伯英大胆，其实这件事已经在做了，平乱大计，总不能前头平着，后头乱着，反正本已免除的租子也收到手了，朱胜非反过来替张伯英开脱。
说大军若非赶到的快，沅江县的县令就快饿死了。
即便如此，他在后衙里蹲着煮稀米汤时，面对冲进来的乱匪时也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骂他们是害群之马，说大敌当前若不是他们捣乱，张大帅几万人马此时就在杀金军了。
县里就只有一本赤历，也没发现县府的私库，县令那身官服都打着好几张补丁，乱匪在县令住处没有找到一点好处，气的一脚踢翻了县令快煮开了的稀粥米汤，还扔给县令两口袋米。
看起来这个县令也是个经常犯轴的人，脑瓜子不全面，愣是把两袋子米自已扛到张伯英的帅帐中，累的气喘吁吁几近虚脱。
张伯英说，“你再把米扛回去吧，本帅听说你大骂乱匪把他们骂走了，这些乱匪羞愧的，愣是在贵县一日未留就跑了，省了本帅动刀子……算了吧，本帅看你快没力气了，派人替你扛回去。”
但是张大帅对他说，“你也不是没毛病，听说你经常苛扣属下的官俸，是不是已经累月未支付过他们工钱了？”
县令说，“下官的官俸也数月未领了，朱相爷前两个月从这里安抚，我们就是拿自己的俸钱招待了朱相爷。”
朱胜非没说自己的事儿，但他担心，克扣官俸的结果，自然属吏们要自已想办法生存，不可能总是煮汤度日。
岂不要驱赶着个别的人去贪？
沅江是宋室赶到江南以后才辟置的一座县，县令也是新到任的，而武陵则不同，不但置有赤历、私历，就连附加征收租税的法门也多的令人吃惊。
手法之一就是走漏租税，有一部分人不缴租，造成了税产流失，减少。县府或再朝其他在籍户均摊，或以附加之法弥补损失，有势力的人家种田而不纳赋，他们的负担被转嫁到了其他民户头上。
手法之二就是利用其特殊身份，不交纳附加的征敛。此类征敛本就上不得台面，平民更不知道少收了谁的。
手法之三就是利用地方上租法的混乱，互相勾结抗拒官赋，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下户贫民畏惧追究而重复纳租”。
该县官员不纳赋租者，更是屡屡见之，朱胜非说，该县的军政赈济等必要开支屡遭削减，县衙的基本职能已几乎瘫痪了。
除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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