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过程。对杨成武来说，好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实践中的观察过程长达四个月之久。最后杨成武认同聂荣臻的判断，主要就是一团在涞灵战役中的不佳表现。
如果在今天客观地问：当年，杨成武对朱遵斌的怀疑有合理性吗？当然有。而且有先例。杨成武怀疑朱遵斌犯经济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因为在这之前一团也出过经济问题，而且犯错人也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
1939年秋，杨成武、袁升平召开一分区“反不良倾向”营以上干部会议，就是将一团1938年4月-8月东征冀中期间两个私分500元法币的一团红军营级干部（一个是外号“大洋马”的教导员、一个是特派员）以严重处分。当时一团的两个领导，团长陈正湘、团政委王道邦，并没有因此承担领导责任。
1938年4月一团东征期间，陈正湘任团长，团政委王道邦，一营营长曾保堂、教导员朱遵斌；二营营长宋玉琳、教导员黄文明；三营长马辉、教导员郭延林。我一直在查找这三个教导员中是哪一个犯了经济问题，谁的外号叫“大洋马”，但未能查出。也许当时犯错的那位教导员另有其人。那位直接隶属于保卫科领导的特派员也未查出。
还有一件往事，也是杨成武怀疑朱遵斌犯有经济问题的重要动因。
1939年1月，杨成武带领一分区部队消灭狼牙山的土著军阀孟阁臣。在孟阁臣司令部老巢，现场缴获到的钱财和金银，数量之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所以杨成武猜想，朱怀冰这远大于孟阁臣的山西土著军阀被消灭，再不济，没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几百万法币还是要有的吧？哪会想到这朱怀冰如此“廉洁”，以至一团干部汇报：“有人信口开河说缴获款上十万，宋（宋玉琳团长）说十几万，马（马青山团参谋长）说二十万，朱（朱遵斌团政委）几次复信说总共五万三千多元，上缴分区四万，团里留下一万三千多，在晋东南招待开会慰劳伤病员等花掉三四千元，其余交团供给处保管。”
朱怀冰如此“清廉”，一团缴获的钱数如此之少，难怪杨成武不相信了。所以杨成武怀疑朱遵斌从中贪污也不奇怪。但搜查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陈正湘口述当年的搜查结果：“朱遵斌同志为此事当时被搜了身，连马鞍、被子都被翻了，结果只找到12块钱和两只随身多年的金戒指……”没有证据，按今天的规矩，是不能被定罪的，但当年可不是这样（几十年来一贯如此），没有证据，照样可以定你的罪，最后“宣布朱遵斌犯有贪污罪，开除党籍，判刑关押一年。”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至今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贪污是真是假，都没有人来谈。已经出的《聂荣臻回忆录》和《杨成武回忆录》中，更是一字不提。此案就这样被搁进晋察冀的抗战历史，成为一件历史的悬案。
作为一个一分区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能发现这是一个“糊涂案”，那反而就不正常了。
这是一件没有人证和物证的贪污案，可以定罪的赃款一点没有，最后是根据朱遵斌认罪态度的不好来定罪的。谁都清楚，战斗中侵吞数额巨大的战利品，是一种“职务犯罪”，并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必须要求“团伙犯罪”，所有当事人或领导班子集体介入才行。这在今天**的各级党政军及国企中出现的**案例中屡见不鲜。众目睽睽之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伸必被捉。作为团政委的朱遵斌贪污犯罪，身边的那些干部战士们不知道是不可能的。我猜想，也许应该有一个我们今天所不知的举报者仍躲在暗处。如果真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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