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多世纪以来，我党出于夺取全国政权和掌握全国政权的需要，在文学上塑造了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这些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这种“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文学创造。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恶霸地主不是没有，但是极其少见的。
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世代农耕的“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因为在大部分文盲的中国农村中有文化，有更多的经济谋生段，所以累积下来的土地财产会多一些，生活过的比一般贫穷的农民要好一些。
上千年来，由于家传或家学渊源，这些地主们的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文化基础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道德素质也较高的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地主讲忠孝廉洁、礼仪廉耻，他们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逢外敌入侵，他们甚至会宁为玉碎、举家兴兵，以气节自律终身而无退悔之意。
自1921年我党诞生的那一天起，有文化的地主阶级为这个当时还号称“无产阶级的党”贡献了不知多少自己的儿女。我党红军中最高领导阶层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地主阶级的子女所聚成的。
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无数中国南北的地主阶级变卖土地财产，支援抗战。并且为保卫民族利益的抗日战争送去了无数宝贵的儿女。他们有多少人投从戎，走向抗日前线杀身成仁，你数都数不清。
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牺牲者之一，那些站在我党一边、居住在抗日根据地中的无数地主阶层，也是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爆发后鬼子和汉奸要坚决要打击的敌人之一，也是日本鬼子军队入侵根据地的受害者。这个原因不难理喻：因为他们用财力支持了我党一方，还将自己的大批子女送到我党的队伍里与鬼子作对。
现在，抗战到了比较艰难的时期，为了稳固根据地内农民对我党的拥护，就要对这些一贯支持过你的农村富裕阶层下毒，来换取那些相对贫穷阶层的兵源支持。这样做，于理于道义都说不通。说不通也要实行，实行的就是暴力的段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受到上千年来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抬头三尺有神灵”在时刻注视着你，绝大多数农民都老实本分，不愿获取不义之财。对自己多年来的“东家”、对自己比较富裕的“乡邻”，现在要骤然翻脸夺人家家产，人家活好好的，你凭什么当人家面，夺人家财产？不怕老天报复你吗？所以理念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下不去。
现在，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场面，就是帮助一向老实巴交的农民“下去的”。杀了你人，灭了你口，我拿你的财产就心安理得，不怕有报复一说了。土改暴力，杀地主，相当林教头上水泊梁山后要交纳的“投名状”，先杀掉一个无辜的路人，好绝去你的后路。死心塌地为山寨效力。现在，无数地富的鲜血性命，成为土改翻身农民走进我党军队的“投名状”。
土改运动中暴力现象的出现，是人性中善良一面被消灭的开始。以后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土改中更加鲜明地体现着人性暴力的一面。
说到这，别看杨棒子自己就是个贫苦的农民出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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