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取个人的好处。
卖国卖身甘当汉奸，这同每个人的思想品德有关，特别与某个政党的素质有密切关系，汉奸绝不是单独的个体现象，而往往是从一个利益集团中冒出来的最多。比如，八年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集团出自于**的国民党集团。
再回到五一大扫荡以后。此时十分区留在冀中的同志，隐蔽在白洋淀芦苇丛中的要好一些，那些寄存在当地老乡家的，遭遇各不相同。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十分区烽火剧社将这两个人（一个19岁、另一个14岁）一起放在一户老乡家里。托付的这户老乡当然是基本群众，八路军的积极拥护者。大扫荡开始后，他们同这户老乡全家人一起逃难。
老乡给了他们一人拿张狗皮褥子、另一个抱床被子的任务，总之都不是空。但是在一条河边跑的时候，河两边都是鬼子兵，追赶着抵抗的八路军，逃难的老乡只能下河床跑。跑着跑着，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里拿着的东西都跑丢了。
老乡一看，大怒，喝斥他们一顿，将他们丢下不管，自己一家人走了。此时，大雨如注，他们饥寒交迫，幸好青纱帐起来了，他们一路穿行在庄稼地里，躲避着扫荡的鬼子和伪军。
幸运的是，他们活了下来，有幸能跟着带他们的人一起来到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从徐水进满城县便是山地，当他们听见山头上八路军哨兵的一声喝问，高兴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到家了。再往前走，接近独乐村的时候，远远听见了一分区战线剧社和十分区烽火剧社在一起练声的歌声。
每每看八路军冀中大扫荡的回忆录，发现不光是清苦的农民支持八路军，绝大多数的那些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也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究其原因，抗战期间，富家子弟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相反，贫困子弟参加伪军的，也不在少数。因为参加伪军有军饷，可以养家糊口，参加八路军就没有军饷。所以参加伪军是穷人当时谋生的一种段，并不是他们本质上肯当汉奸。
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就坚决支持**，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1943年曾断指一节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
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他家的八路军干部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
看冀中根据地老干部的回忆录，他们说以前十分区的打仗很死板，总是老一套打法，据村死守，结果损失很大。以后就有了多种打法，比如放进来，打“挑帘战”，走出去，主动拔据点等等。
1942年五一大扫荡，最终造成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丢失达两年多，直到1944年12月杨成武被派到冀中，重新恢复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的丢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聂老总谈得很全面：“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冀中沦陷后，据说朱老总专门听取了冀中沦陷的整个经过，最后朱老总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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