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饷制的问题，这些天来，我也一直在想，咱们既然重定了营哨制度，就该重定一套与它配套的饷制。”
杨振定下了营制之后，见众人都无异议，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
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
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征东营五千员额，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
把总官以上官将，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
按理说，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是不够支出的。
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纸面上的兵力，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
军中陋规就是如此，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只要不太过分，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
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这五千人的饷银，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
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
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杨振，连续发了几次外财之后，已经不必再完全依靠朝廷拨给的那一笔固定的征东营军饷了。
比如这一次，光是从范毓馨这里得来的赎金这一项，就多达十万两银子，就够他麾下这么多人开支多半年的了。
“各部人马，过去如何计饷，如何发饷，我一概不计较，但是之前如有欠饷，必须于本月底前，一律自行补发完毕。从下月开始，即九月初一以后，执行新的饷制：
“凡各哨选定正兵，平时月给底饷一两，战时加饷一两，出征再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例给予厚赏。”
祖大寿所部辽东镇的边军，向崇祯皇帝索饷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正兵每年二十四两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饷银，最后进入了各级军官武将的口袋里，底层的士卒，几乎不可能如数拿到平均每月二两银子的饷银，普通边军士卒每个月能有一两饷银的实际收入，就很不错了。
这一回，杨振要做的就是，首先保证正兵每个月有一两银子的底饷，打不打仗，这个底饷都是要发的。
然后，多设置几个加饷的机会，比如战时，不管是外出征战，还是守卫城池，只要参战了，就加饷一两。
同时对于外出征战，也就是跟着上官跑到城外去打伏击战，或者去阻击战，以及执行其他危险任务的，同样再加饷一两。
这样做，就是为了以饷银为杠杆，来调动各部官军士卒积极作战的热情。
当然除了这些，杨振还设计了一些别的，所以在众将瞩目之下，他又接着说道：“凡各哨编列辅兵，不入朝廷饷额，平时供其吃住，但无正兵底饷，战时给饷一两，随队出征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正兵例，另给厚赏。
“凡军中记名杂役，同样不入朝廷饷额，各部只供其吃住，不给饷银，战时随队出征可给饷一两，若有斩获，照正兵例，另给厚赏。”
杨振军中的杂役，大多数都是他们之前俘虏过来的那些二鞑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当然还有最近这一批从草原上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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