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载洸并不想当着光绪的面驳了翁同龢的面子，此人最重视名节，这样容易遭来忌恨打击，因此，长期以来，对翁同龢，载洸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此刻，载洸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来据理力争的时候了。既然上面那位皇帝已经把剧本写好了，那演不演，就不是他这个臣子说了算了的，便站出来，义正言辞地说道：
“回皇上，所谓洋务，并非全是翁师傅口中的奇巧淫技，铁路、轮船、机器等物，皆是生产劳作的利器，能极大提高国家的产出效率，至于先进的枪炮器械，那更是护国重器。
倘若太平时节，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等到战事一起，国家蒙难，朝廷蒙羞，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感叹他人之利器不能为己所用，导致军队羸弱而不能战，这才是真正地误国误民，还望皇上明鉴。”
短短几句话，便攻守交易，言语陈词，慷慨激昂而又逻辑缜密。
将洋务搬到国之大计的台面上来，既避免了与清流派的利益直接冲突，又强调了洋务运动的重要性，毕竟抵御外敌，振兴中华，都是二者共同的目标。
光绪听完，内心也是暗暗称奇。避其锋芒，求同存异，不愧是当世辩才。
载洸步入朝堂多年，年纪轻轻便已是朝廷依仗的重臣，身上携带的重要利器，便是他那诡异而又老道的辩术。
每每御前议事，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的时候，载洸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果断出击，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出口便是出其不意，纵横捭阖。
既引经据典，以史论今，又能立足当下，经世致用，立意简直无懈可击，堪称辩论鬼才。
光绪知道自己辩不过载洸，也不想亲自与他争辩，这种脏活累活还是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因此，听完之后，也只是若有所思，稍稍地点了点头，并不做正面的回应。
主子坐山观虎斗，做臣子的当然得扛起枪炮，提携玉龙为君死。
翁同龢又站出来说：“刚才贝勒所言，说的是头头是道，实则避重就轻，漏洞百出。
自古以来便是农本商末，如今肆意扩张洋务，致使农者无心务农，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弃农从商、从工之风日渐盛行。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无不以农为本，若如商业凌驾于农业之上，便是主次颠倒，秩序混乱。
倘若因此流民四起，而商人富可敌国，势必挟巨资以自立，真到了那一步，朝廷将不可控，不可管，不可治，天下将出现无数个洪秀全、杨秀清这般的乱贼。
泱泱华夏，绝不会亡于洋人，但倘若祸起萧墙，必定亡于洋务！”
听到翁同龢的一番言论，光绪点了点头，满意地说着：“说得好。”
接着，他又将手掌指向载洸，示意他继续，就好像看完了一出戏，觉得不过瘾，又着急地想要看另外一出爽剧一样。
载洸面对翁同龢的一番放言高论，也是不慌不忙，逐个击破；
“翁师傅所说的流民，是指弃农务商者，或弃农务工者；此二者，皆是认为商业有利可图，遂将农田变卖，或从商，或为工，可称之为商人，亦或是工人，翁师傅称为流民，则有歧义。
只要耕耘者有其田，务工者有其职，经商者有其利，天下便可太平，臣以为，三者皆因一视同仁，并没有贵贱之分。”
翁同龢回道：“流民也好，工商也罢，二者只可作社稷之辅，士子与农者，才是社稷之本，若本末倒置，天下人对工商之事趋之若鹜，必定天下大乱。”
载洸轻笑了下，接着说道：“无论是商人工人，还是学子农民，只要能安分守己，忠君爱国，便是我大清的子民。
若做出不利于国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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