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谢洁说，“能力一定要能和经济挂钩，这样你才能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如果你创造了价值而没有享受到成果，或者没有及时享受到成果，这样的投入是失败的。”
“许多伟大的人在世时都没有把自己的劳动转化成价值，他们死后作品却成了无价之宝，梵高穷困潦倒就是个例子，可是他以自我追求为人生理想，不顾市场需求和金钱物质，不为迎合市场而画……如果每个人都只为眼前利益而动，那么，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张琰说。
“这不是价值观的范畴，是人生观的范畴。”谢洁说。
“没错，这是人生观的问题。有些人一身毛病，标准极低，但却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总能换来钱和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有些人一身才华，极度自尊，成天想着能扬名立万，一生凄苦，却能换来的精神上的富足。”张琰说，“这两种人前者如油，后者如水，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你说他们有是非对错吗？”
“只能说是人各有志……无所谓谁对谁错。”谢洁说。
尽管他们时常会在电话里讨论一些问题，但坐在宽敞明亮咖啡飘香的办公里室讨论时下的社会问题，他们都很享受。
谢洁给他加了一杯咖啡又接着说：“时代变了你的意识形态却没变，仍对金钱、资本保持不屑和轻蔑，其实，你骨子里还是在批判金钱，你是不是还认为是资本导致了人心的腐朽和道德的沦丧？”
“谢总说得对。我思想意识形成的主要阶段应该是在中专阶段，当时政治老师经常说不能有拜金主义，语文老师说穷子固穷，什么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几乎所有老师都是一个观点，越穷越有品德，越视金钱如粪土也就越清高。从那时起，我就对金钱就不敏感甚至仇恨，我以为有了钱就成了大家的众矢之的，所以相信贫贱不能移，俭以养德。”张琰说，“走出校门后我才发现上中专是个错误，在学习能力超强的阶段，我们的思想和境界却没有提升，而是学着怎么拧螺丝。”
“这个问题太深刻了。要是早几年我还回答不了你，前段时间我刚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和资料，”谢洁说，“从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到诺贝尔诺奖的获者，在他们受教育的关键阶段遇到了政府高度重视的教育，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有昆明搞西南联大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建国初，民国时的基本教育理念和知识传承，也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建国初期大学培养的一批人才仍然大有作为。”
张琰认真地听着。
“但此后，我国教育就全盘苏化，照抄苏联模式，中国教育受到重大挫伤。”谢洁说，“我上大学时学风气已经比较差了，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多如牛毛，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而四年后已达275万人，增加了1.5倍以上。这样怎么保证学生质量？孔子说要因材施教，不同学生就应该受到不同的教育，怎么能一锅烩呢？”
“中专生就是学习苏联教育的结果，你哪天要是搞这方面研究，我就是个活化石。”张琰说。
“活化石？哈哈……不过，中专生的确是个‘奇葩’，像怪胎。”谢洁说，“估计将来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中专生，不知道中专生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新星，更不知道他们十几岁时都成了‘娃娃干部’。”
张琰说：“从恢复考试制度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不包分配，这些‘娃娃干部’少说也有几百万人，涉及到国家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
“资本是一双无情的手，只有在资本驱动下才能打破壁垒与世界同步，教育也才能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谢洁说，“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而应该批判人心的腐朽和道德的沦丧。”
“谢总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又回到了‘钱’上。”张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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